（三）地质找矿简史

 
    人类对地质现象的观察和描述以及对岩石、矿物的认识，可追溯到远古时期。在我国春秋战国成书的《山海经》、《管子》中的某些篇章，是人类对岩石矿物的最早总结，并从发现的矿产地中总结一些矿产分布规律和找矿标志。《管子·地数》中记载：“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，出铁之山三千六百有九”。而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出棋置”。概括了铁铜矿产的分布。《管子·地数》对矿产分布规律的论述有：“山上有赭，其下有铁”；“上有慈石（磁铁矿）者，下有金也”，明确地总结了铁和铜、金矿产的垂直（上、下）分布规律，除垂直分布规律外，《山海经·五藏山经》记载许多地区（山）不同矿产分布的“阴阳”分布关系。西山经：“符禺之山（今陕西华县西南）其阳多铜，其阴多铁”，盂山（今陕西靖边县）“其阳多铜，其阴多铁”；泰冒之山（今陕西肤施）“其阳多金，其阴多铁”；龙首之山(今陕西陇县)“其阳多黄金，其阴多铁”；西皇之山“其阳多金，其阴多铁”。《中山经》：”荆山（今湖北南漳县）“其阴多铁，其阳多赤金”；密山（今河南新安县）“其阴多铁”；求山“其阳多金，其阴多铁”；《北山经》：白马之山（在今山西孟县北）“其阴多铁，多赤铜”等等。这是古人通过开采实践总结出来的“规律”。但如何加以科学解释，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。
    找矿线索（标志），古代称之为“苗”、“引”或“荣”。除前边叙述的一些铁矿与其他金属矿产分布规律作为找矿标志外，还总结有，《丹房镜源》：“阴平（今甘肃文县西北）铅出剑州（今川北龙山东南）是铁之苗”。“宝藏论”：“上铙乐平铅……铁苗也”。郭璞《流赭赞》：“沙则潜流，亦有运赭；于以求铁，趁在其下”。可见“赭”有在高山上的，也有在流水中，都见有找铁矿的线索。《管子·地数》记：“山上有赭，其下有铁……此山之见荣者也”。
    古代对金属矿物的生成，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。如《博物志》记：“石者，金之根甲”。这是说金属矿物以岩石为“根”，而又被岩石所包围（“甲”），很形象地说明了原生金属矿物的成因。
    从上述来看，我国古代人们对地质的认识具有一定水平，许多经验总结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地质找矿价值。但许多经验与认识，没有发展到现代地质科学的高度。从18世纪以后无论在地质学的认识上还是在应用上，较诸欧洲都显得落后。
    19世纪后期，中国官办和民用工业进一步发展与扩大，使钢铁消耗量增加，近代矿冶工业的发展，需要进行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。但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专业地质人员，因此不得不聘请外国矿师进行找矿。直到辛亥革命以后，1916年由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地质人员在国内开始了地质矿产调查工作。最先进行地质调查的铁矿区有河北龙烟、井陉和湖北鄂城等铁矿山。这可能是中国自己的地质人员最早调查的铁矿床。
    据查阅部分文献记载，1916～1948年间，由我国自己的地质队伍调查的主要铁矿产区有：河北省宣化、承德、滦县、武安、涉县；河南省安阳、林县、巩县—修武、新安—渑池、南召；山西省太原东山；内蒙古白云鄂博；湖北省西南部和大冶、鄂城、灵乡；扬子江下游；浙江省建德；福建省安溪、永春、永泰、龙岩；江西西部；江苏省利国；四川省和重庆綦江、涪陵—彭水、威远、攀枝花、达县—渠县、南江—旺苍、洪雅、永川—铜梁、冕宁泸沽、会理、道孚、荥经；云南易门、禄丰、安宁、昆阳、武定、鹤庆；贵州省水城观音山、赫章及贵州南部；湖南省宁乡、新化、茶陵；广东省云浮、紫金；陕西省凤县；甘肃省皋兰、天水、武威、成县等。
    通过地质调查新发现了白云鄂博、攀枝花、承德大庙等当今仍在开采的一些重要铁矿山，并初步了解与掌握了一批铁矿产地（矿点）。
    近代时期(1840～1949年)，我国地质学家对我国铁矿床种类（类型）进行了分类。据《中国矿产资源一览（铁矿）》记载，经对标明矿床类型的611个铁矿产地（矿点）统计归纳，有动力变质矿床、水成变质矿床、水成矿床、接触变质（交代）矿床、热液（充填、交代）矿床、岩浆分离（分化）矿床、残留矿床、漂沙矿床等8个类型。
    总的看来，近代地质工作对铁矿的勘查和科研作了一些工作，也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铁矿床。但由于缺乏进行勘探储量的手段，除个别铁矿床进行了少量深部工程外，一般仅作了些地表踏勘。因此，很难对我国铁矿资源作出较正确的评价。